单独相处的场所也极少。如果运气好，赶上家里人都出去了，我们就能在我的房间里慢慢地享受做爱的快乐。如果公园里人少，我们就能互相爱抚；咋深夜的车站大厅里，可以拥抱在一起；在傍晚的十字路口等信号灯的时候，我们可以静静地亲吻。
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旅馆，因为没有比热衷体育的学生更穷的人了，但我们十分满足。
我们由于欠缺考虑，忽视了许多东西，不过我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本来嘛，有多少十几岁的人能能深思熟虑呢？肉欲无限高涨，甚至奢望可以在空中飞翔，当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又有谁能想到，这肉体会成为人生的桎梏呢？
那，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出现了。
对我来说，那以后的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突然袭击。
简单地说，裕子怀孕了。
我们的避孕方法非常拙劣，毫不稳妥，但我们依然难以相信，生命竟然如此简单地产生。虽然一直在肥沃的土地上浇灌着甘露般的生命之水，我们却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的意义。
按时间推算，她会在临产前挺着快要爆炸的大肚子参加毕业典礼。我们想，即便如此，也能凑合着把毕业证弄到手。一毕业，她立刻开始工作，孩子全由我来照顾，等我毕业后两人马上结婚。顺序虽然有点颠倒，我们确认为可以做到，而且非常认真地制定了计划。
但是，把怀孕的事和以后的计划告诉双方的父母后，我们才意识到这想法是多么幼稚，视野是多麽狭窄。我们只在两人构建的世界中考虑问题，完全没有考虑其他人与社会的因素。双方父母（特别是裕子的父母）极力反对把孩子生下来，都说趁早把孩子打掉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说出这些话之前，我们从没有这么想过。这句可恶的话使我们面色苍白，准备和冷酷的父母抗争到底。他们的武器是社会、常识和道德等庞大的重武器，我们只有本能的热忱和缺乏逻辑的激情，可以说是赤手空拳，顶多握着几颗小石子。尽管如此，我们像巴尔干半岛主张民族自治的人一样，勇猛地参加了战斗。
但是，这个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无论什么时候，在这样的战争中，真正的受害者都是非战斗人员中的弱者。
失去的，是我们那本应出生的孩子。
当时，裕子的身孕还没有进入稳定期，后来的诊断也确定，她的子宫有问题，但我一直认为，是争执的压力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一切结束后，裕子躺在病床上含泪对我说：“对不起。”
“不用道歉。裕子，因为你比我更难受。如果要道歉，我们两人一起对本应降生的孩子说对不起吧……”
我说着，抓起了裕子的手。
“如果能在众人的期盼中，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就好了……”
“是啊。”
“哎，你说我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裕子低语着。
“我感觉可能是个女孩子，能跑的快跳得高、和裕子非常像的女孩子。”我说。或许，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将来的某一天，这个孩子的化身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身边吧？”
“是的，所以，这只是短暂的分别。”
后来，我依然能清楚地想起那时的对话。而且，发现那时的预见和眼前的现实存在其妙的相似，我感到类似眩晕的迷茫。
这件事，给我们未来的日子投下冰冷的阴影。她不再练体操了，我也差不多搞垮了身体，离开了体育。父母禁止我们交往，感觉在一起比以前更难。我们躲开父母的监视，偷偷地用别名写信来往。那个时代，手机和电子邮件尚未普及，说声“hello”，一周后才能听到对方的答复，像在地球和天王星之间通信的宇宙飞行员。我们和十八世纪将书信作为唯一联系手段的恋人没有多少区别。
后来，她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职于当地的一家体育俱乐部，情况改善了许多，有工作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她能在外面自由活动到很晚。
夜间，我们在没有行人的大马路上漫步，在空无一人的操场，坐在长椅上交谈。
那个时候，我的身体状况极差，几乎过着在地上爬的生活，和她一起度过的时间是我唯一的支柱。
这样过了两年，我大学毕业了。
正如起初的决定，我没有当老师，而是选择了相邻的小镇的一家小型司法代书事务所。
按照十九岁的约定，我们要趁这个机会结婚。尽管孩子已经死了，为了她（他）的再次降临，我们想提前准备好场所。
我们宣布结婚时，她父母的愤怒超乎想象。他们严厉地责备她一直偷偷摸摸地和我交往，还断言我是最差劲的人。我的父母倾向于接受我们的结合，但或许顾忌她的父母，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
当然，我们没有奢望父母会举起双手祝福，但也没想到会遭到如此干脆的否定。作为他们的孩子，我们受到了伤害，但为了自己将出生的孩子，我们决定自立。
我和裕子在两人工作单位的中间地段租了一套两居室。
把简单的行李运来的那个晚上，在小小的折叠桌子上，我们在结婚登记表上签了字。就这样，我们成了夫妻。
3
“喂，你觉得我最近瘦了吗？”裕子说。
我隔着餐桌仔细观察她的脸。
“瘦了吗？”
我轻轻地摇摇头，回答道：“脸看上去倒是比以前丰满些了。”
“是吗？”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