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逝去了。
“那有栖你是怎么想的？”
一直轮流揉着双肩在听的织田问道。我的思路还漫无条理，但事已至此，我只能边说边思考。
“相原君的信送给了对方，也就是凶手。那么，如何才能把信送到这一点就会成为问题。在约定的时间临近之前他并没有想要离开宿处。尽管如此他却依然可以把信送到，一定是因为他委托某人投递了。”
此时，望月似乎恍然大悟。
“委托某人……你是说他委托老板娘投递吗？老板娘确实受托为他投信，是四点多吧。”
“嗯，嗯。”
“可是，那封信是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织田制止住我们的得意说道，“那是寄往东京的出版社的。”
“是寄给山本编辑的吧？”
“是的。那封信由于受泥石流影响而未被投递，直接被警察回收了。那不是没有交到任何人手中吗？老板娘那时受托投递的信可是只有那一封的。首先，如果他还有另外一封信委托老板娘说‘这封信不要投进邮筒里，请把它亲手交给村里的某某人’，老板娘应该早就告诉刑警了。”
“嗯，没有那样的事。如果有，老板娘应该证实了，而且把本是密会的信件委托给别人说‘请把它亲手交给某某人’也是很奇怪的。”
“你刚刚不是说‘一定是他委托某人投递了’吗？”
“委托也有很多方法啊。我想他应该不会那么直率地委托别人。因为相原君与凶手是在慎重又慎重之中互相联络的。打来电话时不也是连性别都分不清吗？”
“啊，是那个奇怪的电话吗？”
“虽然没有绝对证据证明案发前夜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就是凶手，可从现有状况来看，那个呼叫来自凶手的嫌疑很大。凶手大概在那个电话中要求了相原君所拥有的某种东西吧。如果当时相原君立即回答说‘那么我何时何地把您想要的东西交给您吧’，之后就无须再次联系了，而他当时却未做决定。如果电话没有不通，相原君自然会用电话告知对方‘何时在小学教室’这一约会吧。因为房间中的电话不是通过交换，而是通过加拨零连接到对方家中的。——然而电话却无法使用了，他便投递了信件。虽然只是想象，但我认为，他们二人在案发前夜通电话时是否就已商定电话万一无法使用时的联系方法。现在也已成为事实了，在那场大雨之中，很多人会担心电和电话也许会不通吧。”
“你说得有道理。那么二人商定了什么方法呢？”
织田开始焦躁。我希望他再稍作忍耐。虽然不知自己是否可以圆满着陆，但我依旧感觉自己正走向正确的方向。
“我们知道他写了信。而且相原君得以不出宿处便把信送到了。——无论如何都很奇怪的是那封老板娘受托寄往东京的信。我只能认为那封信的内容是‘我想在小学教室拜谒您’。”
“等一下，有栖。警察把那封信收回时，那封信可还在邮筒里呢！自然也还没有开封。”
我一时窘于回答。然而羽岛拯救了我的窘迫。
“在此放弃不是为时过早吗？有人可以把放入邮筒中的信件取出不是吗？”
听到此话，织田满脸放光。或许我也是同样的表情。
“是室木君吗？”织田询问说。
“是啊，就是他！”
我叫喊道。事到如今，我终于看到了应着陆的地点。
“如果是室木君，如果是他应该可以自由使用邮筒的钥匙。他可以把邮局前方的邮筒当自家的信箱一样使用的。”
织田的表情半信半疑，呆若木鸡。西井面无表情。明美则明显得惊讶不已。望月不知是否在中途时已猜到，对羽岛的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若室木就是凶手，便可收到信了。我们之所以总是得不到这个简单的答案，是因为有很多障碍。然而，看到这些障碍而放弃不是为时过早吗？
“可是有栖，那封信还没有开封……”
织田反复说着这句话。这就是障碍之一吗。若开封之后再将其细致地封上，警察是不会发现不了的吧。若重新装入其他信封，就会由凶手重写收信地址与收信人，如此一来在笔迹鉴定中便会引起注意。
会不会还有一个信封是相原写的寄给山本编辑的？相原在案发前夜，向老板娘要了两份信封和邮票，其中一封不是下落不明吗？如果那封下落不明的信封上写的收信人姓名也是山本编辑……
我渐渐明白了。
“在此放弃还为时过早。”我开始说道，“室木曾经打开信封取出了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我想在小学教室拜谒您’。但信封中并不只有这一张纸。如果那封封口的书信中只有如此薄的一张便条便会不自然，老板娘拿到手上时或许会觉得奇怪。我在旁边看到相原君委托老板娘投递而交给她的那封信非常厚，所以我记得。信封中除了写在便笺纸上的信件，还装有其他东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吧？”
“其他东西？哦，是给编辑的信吗？”
“不仅如此。”
“还有什么？”
“还有信封。”
那个信封上认真贴上了邮票，还写有青洋社山本编辑这一收信人姓名。收到相原信息的室木毁掉了已经开封的信封，然后只将写给自己的信息留在手中，将写给山本编辑的信，装入附在信中的寄给山本编辑的另一个信封之中，然后封口——自己亲自将其再次投入邮筒。
“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
“是这样啊。”西井小声自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