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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旅馆有个怪规定，就算是连续住宿，到了结算退房的时间也必须离开。于是我旅馆生活的第二天早上不得不在三鹰的街上游荡。
今天是六月十九日。
我的，生日。
明治四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出生的我，今年到底是三十九岁还是一百零八岁这点尚有探讨余地，但总之我完全没想过还能迎来生日。
然后另外毫无探讨余地的一点是，生于明治四十二年的人里没有一个幸福。那是令人束手无策的星斗。而且是六月，还是十九日。
正因如此，我虽已长大成人，但是为没人为我庆祝而感到落寞。
正是这种时候，毛蟹找我来玩就好了。
「我要走了。老师暂时会住在这里是吧？下次再见啰。别闷闷不乐，很快就会找到工作啦！」
可他留下这些话后就回家去了。
不知不觉间，他对我的称呼从『小伙子』提升成了『老师』，但我与其被他尊敬，更希望他能多陪陪我。
我在现代的三鹰无处可去。我的家，我熟悉的铺子，工作的地方，小佐的屋子，全都不在了。一天才刚刚开始，我就有了想死的心情。我虽然喜欢孤独，但讨厌形单影只。
宿醉后的胃沉重无比，让我怀疑昨天喝下去了一堆石头。我就像《小红帽》里的大灰狼那样捂着胃，在面目全非的三鹰徘徊。我无事可做，一边走一边回味自己昨夜慷慨激扬的论述，强烈的羞耻之心令我的胃愈发沉重。不过，那的确是我的真切感受。那时候的日本就是个混账父亲，就算混账我们也爱他。就是让那帮正儿八经的伪君子议事才毁了这个国家。后来仗打完了，他们趁着舌根没干又突然抛出某某主义，搞些惊艳光鲜的演说，但让人丝毫无法相信。不需要什么主义，不需要什么思想，不需要什么废话，只要男人不再撒谎，女人抛弃欲望，日本一定就能重新建起来。
毛蟹就怀疑报导，我也深有同感。战后的报导业比战前还糟。那些笔前面还用来写歌颂战争赞的文章，转眼又拿去批判军部。真是紧跟时势，翻脸无情，令人莫可奈何无言以对。搭时代的顺风来写文章的人，都是忘记了切肤之痛的家伙。
在这据说自战败以来从未打过仗的现代日本，能够写出怎样的文章呢？宣扬意识形态的小说在流行吗？论糟糕程度没什么能胜过大战期间的右翼小说，但要论烦人程度个个半斤八两。写文章就要耍些无赖，我是无赖派。
去书店瞧瞧吧。
这个想法总算进入了我的脑袋。
2
三鹰车站里面有书店。
提到车站的商店，给我印象就只卖粗劣龌龊的杂志，没想到相当充实。一逛这种各个角落都被书籍填得严严实实的书店，豁然开朗的感觉与渐渐沉入泥沼般的心情便相互交织，令我感到窒息。
战争到末期时，由于纸张不足，很多杂志被废刊，报纸削成只剩早报，最终凄惨到只剩寥寥两页，就像屁股纸。纸张严重不足的问题直到战打完也没改善，我身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写手也曾对事态忧心忡忡。不过，现在出版业看起来复活了，不，是更加朝气蓬勃了。就连东京边缘地带的三鹰都有如此规模的书店，可想而知中心区一定建有更具规模的书店，看来文化的等级有了大幅跃升，让我有了底气。
我看了看摆在书架上的书，《anan》《创》《Croissant》《LEON》《东京日历》《小鸡俱乐部》，满是一眼看不出内容的书名。这很好，生活没了留白则山穷水尽。有那么多一眼不透内容的书，也就表示现在到了能享受留白的时代。
战争期间全是拼尽全力的书。甚至于，《桃太郎》里出场的不是鬼，而是美国军队，妇女杂志的封面附上了战斗机的图画。那个样子一直神经经绷，无力喘息。书这东西本来就是给妇孺看的，不是堂堂男儿全神贯注去读的东西。先有泷泽马琴在自着序言中写下『以能使妇女提神为自己之幸事』这种话，我极为赞同。我已不记得是几时，在难眠之夜里恰好拿起岛崎藤村的《黎明之前》来读，到早晨读完时睡魔随之而来，之后总算是入睡了。我睡着后做了个梦，但梦和那部作品没有丝毫联系。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为了那部作品倾注了十年光阴。
我又来到另一个书架前面，马上发觉气氛为之一变，如同来到另一片天地。
书架上《群像》《新潮》等文艺杂志。
泪水快要掉出来。
时代紧密联系着。
文学纵然到了二零一七年依然传承。
文艺杂志封面给人的感觉与我那时代截然不同，但保持着当年的本质。杂志中腾起的独特气息与我所在的时代是一样的，与我创作，被取笑被看遍，最后连我性命都夺走的那个地方，完完全全，一模一样。
我手伸向《新潮》，飞快地翻过书页。我没看里面文章，不看也明白。我明白，文学如今依然存在。承蒙天择的恍惚与不安俱存于吾身。我拥有身为选民的自负。我咬紧牙关，最后下定决心，为了那个目的行动起来。
没错，我来书店就是要找本该不存在的，我自己的书。
我怀着要自杀的心情在书店里到处看，看到一角写有『活在武藏野的文学家——太宰治专栏』。那里竟然摆着我下三鹰天桥的照片，还大排地摆着我的著作。
《斜阳》《晚年》《人间失格》《Good Bye》《维庸之妻》《二十世纪旗手》《女学生》《樱桃》《奔跑吧，梅勒斯》《津轻》《御伽草纸》《潘多拉的盒子》《蟋蟀》《灯笼》《正义与微笑》《惜别》《新树的话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就和店员女孩四目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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