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
我直盯着这个词。
先前我就隐约猜到了。
这个词由INFORM开始，指的应该是某件事情的告知者。但是电子辞典显示的词却远远超乎想像地强烈。
拉杰斯瓦是被杀鸡儆猴的。只有这样想，才能解释为何他的背上刻着『告密者』，被弃尸在室外。
夹杂尘土的风吹进来。厚重的窗帘只有微微晃动。焚香的气味飘来。我惊觉地转向窗外。我感觉到有人在看这里……是我多心了。窗外隔着狭窄的道路并列着民宅，视线范围内的窗户都是关上的。即使如此，我还是站起来，关上二〇二号房的窗户。老旧的窗框发出摩擦的声音，房间变得更加昏暗。我把手放在窗上，站在原地思索。
告密这个词在我心中制造不安。拉杰斯瓦被曝尸是为了制裁，还是为了杀鸡儆猴？他是因为告密何事而被杀的？
他昨天见了我。如果有第三者知道他见了杂志记者，自然会认为他提供记者有关纳拉扬希蒂王宫杀人事件的情报。会不会因此而被认为是告密与背叛行为，害他被杀呢？
也就是说——
拉杰斯瓦会不会是因为见了我而被杀的？
这个可能性非常高。拉杰斯瓦原本就排拒采访。他说他之所以见我，是为了战友之妻查梅莉的人情。既然如此，他不太可能会去见其他记者。如果说他的死是因为接受采访而遭到惩罚，那么原因无疑在于我。
当然也有其他的可能性。撒卡尔曾说拉杰斯瓦是「印度的间谍」。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正不正确，但他是军人，而尼泊尔夹在中国与印度之间，国家运作随时处于紧张状态。或许他是在和我毫无关系的场合做出被指责为告密的行为。
我再度回到桌前，和刚刚一样双手手指交叉，贴在额头上。感觉到汗水沾湿了肌肤。在思考要如何处理拉杰斯瓦的照片之前，有个更急迫的问题。
我是不是也面临危险？
杀害拉杰斯瓦、在他背上刻了「告密者」文字的人会放过我吗？
如果说那些人有绝对不能外泄的情报，而光只是因为怀疑泄漏情报就清算拉杰斯瓦，那么他们不可能不会找上我。在情报扩散之前，他们应该更想要及早封住我的嘴——甚至在拉杰斯瓦之前。
但是我还活着，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人胁迫。这应该做何解释？
杀死拉杰斯瓦的人还没有发现到我吗？拉杰斯瓦应该隐藏了他去见记者的事实，也因此或许情报不够充分，使得凶手无从得知记者的身分与所在地……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此刻应该正在找我。
在空气循环停止的房间内，我感到背脊发凉。
六年的记者生活当中，我被彻底灌输一项原则：「安全第一」。只要有些许危险，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撤退。
——这项原则并不是所有从事报导的人都遵守的。如果说记者的信条不论何时都是安全第一，那么这世界上发生的悲剧几乎都不会获得报导。然而日本记者（尤其是任职于企业的记者）之所以把安全第一当作原则，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九九一年的长崎县，云仙普贤岳观测到大规模火山活动。在火山冒烟期间，有许多记者前往当地想要近距离拍摄火山爆发。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了拍到具有震撼力的照片，踏入了禁止进入的区域。
后来发生大规模的火山碎屑流，涌至山麓。火山活动是不可预期的。碰到突发的火山碎屑流，几乎没有逃跑的时间。普贤岳采访活动造成四十三人死亡或失踪的惨剧。
我当时是高中生。后来进入东洋新闻时，学长告诫我一句话：
「在事件发生的前线，记者无可避免会面临某种程度的危险。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绝对不能把计程车司机也卷入危险。」
在普贤岳的采访意外中，想要带回深入禁区的记者的当地消防团成员、带记者到可以拍摄震撼照片的地点的计程车司机也都死了。他们是无端被卷入而遇难的，而造成悲剧的原因无疑就是记者。害死圈外人的悔恨继承下来，至今仍旧存在于新闻界的意识底层……至少形成了某种倾向：因为担心发生万一时遭到社会批判，因此采访危险地区时不会指派报导机构的员工，而会派自由工作者。
那么我是否应该记取云仙的教训？应该回避危险撤退吗？
我本能地想这么做。我想要立刻订机票离开。如果订不到，即使取道陆路，我也想要逃离这个国家。我想要把照片、采访、一切都抛弃，回到日本，早日忘记拉杰斯瓦背上残酷的伤痕。《深层月刊》或许不会再给我工作，但是牧野应该也不会要求我冒着生命危险采访。
我仰望着有裂痕的天花板，做了深呼吸。
让脑袋冷静下来。试图从置身事外的角度思考，让思考客观化。我理性地整理至今为止听闻的事情。
「……我很害怕。可是……」
我仔细思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是打心底在害怕。尸体的凄惨模样当然令人胆怯，但是在被恐惧吞没之前，还有一些疑问。
假设拉杰斯瓦是因为见了我这个记者，因此被怀疑泄漏秘密而杀害。
这么说，凶手等于是完全没有具体掌握拉杰斯瓦与我谈话的内容。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而且就如刚刚考虑到的，我仍旧安全无事，没有受到威胁，由此可见凶手还没有掌握到记者的身分与所在地。
凶手有可能不知道他见了谁、说了什么，只知道他见了记者吗？假设真的有如此片断的消息走漏，在这个阶段就会有人想要杀死拉杰斯瓦、在他背上刻字曝尸吗？
还是很奇怪。即使是私刑，也未免太躁进了。
没错。假设凶手无论如何想要保守某个秘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