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利用妓女进行着女人方面的修炼，长进显著。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厉害也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早已飘漾着那种“风月场上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限于妓女）凭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趋之若骛。人们竟把这种猥亵的、极不光彩的背景当作了我“添加的附录”，以致于它比我寻求休憩的本意更加醒目。
或许掘木是半带着奉承说出那番话的，却不幸言中了。比如说，我就曾经收到酒馆女人写的稚拙的情书；还有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会在每天早晨专挑我上学的时间，故意略施粉黛踟躇于自家门前；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一言不发，那儿的女佣也会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香烟铺子的小姑娘，在递给我的香烟盒子里竟然也有还有，去观赏歌舞伎时，那个邻座的女人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酩酊大醉而酣然入睡之时还有，乡下亲戚家的姑娘出乎意料地寄来了缱绻缠绵的相思笺还有，某个不知名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留给我一个手工制作的偶人由于我的消极退避，每次罗曼史都如蜻蜓点水，停留于一些残缺的断片，没有深入进展。但有一点却不是信口雌黄，我身上某个地方萦绕着供女人做梦的氛围。这一点被掘木那家伙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对妓女的兴趣也倏然消失了。
掘木出于爱慕虚荣和追赶时髦的心理（至今我也如此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理由）某天带我参加了一个叫做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我也记不清了）。出席那个秘密集会只是掘木那种人领我“游览东京”的一过场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听坐在上席的丑陋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一切在我看来却是再明白也没有的内容了。或许他确实言之有理，但人的内心深处，分明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觉得言不尽意，谓之“虚荣心”也不确切，统称为“色情和欲望”仍然辞不达意。尽管我自己也是云里雾里，但我总认为，人世的底层毕竟存在某种绝不单纯是经济的、而是近于怪谭的东西。我是个极端害怕怪谭式东西的人，所以尽管赞成唯物论，就像肯定水往低处流，却不能仰仗这信仰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不能放眼绿叶而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却一次不拉地参加了R.S的活动（仅凭记忆，可能有误）。“同志”们俨然大事临头，面孔紧绷，沉浸在“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初等算术式的理论研究中。见此情景，我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利用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来活跃集会的气氛。渐渐研究会上拘谨古板的气氛得到了缓解，我成了集会上不可或缺的宠儿。那些貌似单纯的人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假如当真如此，我便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却每次必到，奉上丑角的逗笑服务。
我喜欢这样做，喜欢他们。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带给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世上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对此我预感到某种无比强大的东西）。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既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说法叫做“见不得人的人”。就是那些人间悲惨的失败者、悖德者。我觉得自打一出生我就是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人世所谤的同类，就不由分说变得善良温柔了。这样的“温柔”足以令我自己如痴如醉。(WWDX)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人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是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厮磨着，进行凄寂的游戏。这已经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襁褓中这种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长大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益加剧，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就如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说来也怪），那伤口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格外安心惬意。那运动的外壳比其追求的目的更为适合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去，其实他自己总共只去了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蓬勃健康”。以致于被当作前途无量的同志委以重任。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没有拒绝，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运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警惕过了头。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是无聊透顶的，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我心情当时是，宁愿作为共产党而遭捕，即使终生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要么就是有事外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连着三四天连一面都见不到。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还没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译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这样，这个家不久就转让给别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阴暗房间。过了一阵子，在经济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立马告罄，香烟、酒、乳酪、水果等等家里随时都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帐。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宿舍独居的生活，一切都只能在每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我真是一筹莫展。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逗人发笑的虚构。窃以为，求助他人的上策乃是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