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比目鱼”就这样用平静的语气规劝着我（那是一种平静得甚至可以形容为大慈大悲的语调）。我就俨然是一个＄意志、没有判断力的人一般，只是抽抽嗒嗒地哭着，唯唯诺诺地服从他们俩的指示。加上良子，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许久，直到周围变得有些昏暗的时候，才抵达了森林中一所大医院的门口。
我以为这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
我接受了一个年轻医生温柔而周到的检查，然后他有些腼腆地笑着说道：
“那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
“比目鱼”、掘木和良子撂下我一个人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袱，接着一声不响地从腰带中间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品给我。她还蒙在鼓里，以为那是强精剂。
“不，我不要那个。”
这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在别人劝我的情况下，敢于加以拒绝，这是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不幸乃是一个缺乏拒绝能力的人的不幸。我时常陷入一种恐惧之中，以为如果别人劝我干什么而自己加以拒绝的话，就会在对方的心灵和自己的心灵中剜开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裂痕。可是，在良子递给我药品时，我却自然而然地拒绝了自己几近疯狂地四处寻求的吗啡。或许是我被良子那种“神灵一般的无知”所打动了吧。在那一瞬间，难道我不是并没有中毒吗？
我被那个有些腼腆地微笑着的年轻医生带着，进入了某一栋病房。大门上“喀嚓”一声挂上了大锁。原来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去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我在服用巴比妥酸时的胡言乱语竟然奇妙地化作了现实。在这栋病房里，全部是发疯的男人。甚至连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已不再是罪人，而是狂人。不，我绝对没有发狂。哪怕是一瞬间，我不曾疯狂过。但是，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是狂人，而逍遥在外的全都是正常人。
我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面对掘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我曾经感激涕零，甚至忘记了判断和反抗便坐上了汽车，被他们带进这儿，变成了一个狂人。即使再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狂人”，不，是“废人”的烙印。
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彻底变得不是一个人了。
来到这儿时，还是在初夏时节。从镶有铁格子的窗户向外望去，能看见庭院内的小小池塘里盛开的红色睡莲花，又是三个月过去了，庭院里开始绽放出波斯菊花了。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家的大哥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了。大哥用他惯有的那种一本正经而又不失紧张的语气说道：“父亲在上个月的月末因患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也不想让你为生活操心费神，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尽管你肯定是依依不舍的，但必须离开东京，回老家去过一种疗养生活。你在东京所闯下的祸，涩田先生已大体帮你了解了，你不必记挂在心。”
蓦然间故乡的山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
得知父亲病故后，我越发变得委靡颓废了。父亲已经去了。父亲作为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际的、一种可亲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而去了，我觉得自己那收容苦恼的器皿也陡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那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曾经那么沉重，也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于是我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甚至丧失了苦恼的能力。
大哥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对我的诺言。在从我生长的城镇坐火车南下四五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处东北地区少有的温暖的海滨温泉。村边有五栋破旧的茅屋，里面的墙壁已经剥落，柱子也被虫蛀了，几乎无法修缮。但大哥却为我买下了那些房子，并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十、长着一头红发的丑陋女佣。
那以后又过去了三年的光阴。其间我多次奇妙地遭到那个名叫阿铁的老女佣的强暴。有时我和她甚至还像一对夫妻似的吵架顶嘴。我肺上的毛病时好时坏，忽而胖了，忽然瘦了，甚至还咳出了血痰。昨天我让阿铁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卡尔莫钦[一种烈性镇静安眠药]谁知她买回来的药和我平时服用的那种药，其药盒形状上就大为不同。对此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可睡前我连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当我觉得蹊跷时，肚子开始七上八下的，于是急急忙忙地跑进厕所，结果腹泻得厉害。那以后又接连上了三次厕所。我觉得好生奇怪，这才仔仔细细地看了装药的盒子，原来是一种名叫“海诺莫钦”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放在腹部，恨不得对阿铁发一通牢骚。
“你呀，这不是卡尔莫钦，而是海诺莫钦呐。”
我刚一开口，就哈哈地笑了。“废人”，这的确像是一个喜剧名词。本想入睡，却吃成了泻药，而那泻药的名字正好叫海诺莫钦。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着什么幸福与不幸福了。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今年我才刚满二十七岁。因为白发明显增多的缘故，人们大都认为我已经四十有余了。
后记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狂人，其实并不直接相识，但我却与另一个人略有交情，她可能就是上述手记中所出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是一个个头不大的女人，脸色苍白，细细的眼睛向上挑着，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硬派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美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英俊青年。这三篇手记主要描写了昭和五至七年那段时间的东京风情。我曾在朋友的带领下顺道去京桥的酒吧喝过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当时正是昭和十年前后，恰逢日本的“军部”越来越露骨地猖獗于世之时。所以，我不可能见到过写下这些手记的那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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