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的指针已经超过了五百英哩，机体发出了些微的摩擦声。
对于醐堂而一言，这是与勇气或义务之类的感情无缘的作业；真要说起来，或许很类似他对于凡事都要求明确的个性。
因此他投掷炸弹的技术相当获得好评。
在确认被称作「二一十五号」的凶器离开冲浦的机体后，他也按下了投掷炸弹的按钮。
两机合计投下了十二发共两百五十公斤的炸弹，还来不及确认是否命中目标，两人就强行将机体拉高。
预期的对空炮火完全不见踪影——也就是说，这里不可能是什么燃料储存基地，当然也不会有投弹轰炸后的二次引爆。
被炸飞的只有伪装用的空油桶以及大量的土石，这只能说是一个比起将普通炸弹（无诱导型自由落下炸弹》丢进海里报废要来得好一点的任务。
因为编队长是职业军人，所以不会多说什么——醐堂再度思考着。
他只是个后备军人——就如同那些海军的驾驶员所说的，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数量就可以返国的「半调子的战争专家」，而他也觉得自己的技术只不过是业余的程度罢了。
既然非得加入这场他无法认同的战争，那么或许他可以演出一场跟那些专业军人不同类型的战争——也就是一场业余的战争。
无论如何，所谓生死，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属于机率的领域。
虽然这是一种危险的妄想，不过这就跟部分士兵常用的药物一样，只是自我防卫的逃避行为罢了。
问题在于——醐堂后备中尉的驾驶技术与头脑已经（超乎他对自己的评价》特化成对战斗这种特殊行为专用的了。
2
所谓的越战，是证明了日本及日本人不可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一场战争。
日本人通称为「越战」的战争，正确来说是指连续爆发的三场战争——包括东南亚的独立运动、因共产势力趁隙渗透而勃发的内战，以及日本以阶段性介入军事的总称。也就是说，最初是介入寮国的巴特寮三派，亦即左派、中立派以及右派三大阵营的内战，接着是介入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引发的内乱，以及总结上述战争的北越空战，最后则是在东埔寨与赤棉政权展开的空战。
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包括最后要从南越全面撤退的整场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与国民、军队三方面之间，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目的以及方法都没有基本的共识。这惊人的事实直接显示出日本及日本人对于战争这种行为，究竟拥有何种程度的感情以及应变能力。
对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外交只是用来维持日圆币值、确保日本的能源物资可以正常输入、以及维持国内人力雇用的手段而已：不过对于从政者而言，最麻烦的地方在于要是牵扯到外交的最后手段，也就是战争时，日本人常会对于标榜国家利益优先的行径表现出强烈的抵抗。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有着利己主义的味道——不只是会令人想起在前两次大战中所体验到的欧洲丑陋的外交传统，也是一种面对本国想趁乱占渔翁之利的历史过程时，在潜意识之中做出的抗拒反应。假设民众会得到最符合民情的领导者这句话属实——那么在日本这个国家里，这也是一个相同的真理，同时也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些勤勉的从政者们不只要顾虑到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同时还要宣示崇高的理念——也就是正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叫做「反法西斯主义」，而在二次大战之后，于冷战构造下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中，这叫做「反共产主义」，国内的人民则是将其粉饰之后称为「民主主义」。
这个名为「民主主义」的正义，其实是让从政者们将这场战争误导到最后的咒缚——无论如何，在从政者与国民之间，对于其意义与目的都抱持着共识，至于在方法上——以战争而言，通常只要一直打胜仗就不会遭到批评：只要没有演变成长期战，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的议会就没有理由插嘴，只会忙于他们所出身的官场或是与地方企业的利益往来。
从政者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充满了欺瞒、伪善和有所保留的共识——就算将其称为勾结也不为过。而始终被排斥在这双重契约的范围之外的，就是必须负担起战争实态的军方，以及底下的每一个士兵。
从政者对于军方的态度是无论在任何层面上——包括攻击目标的选择以及执行方法、时期，甚至是作为具体手段的武器指定，他们都认为完全没有交由军方决定的余地。文人统治是这个国家自从开始步向近代化之后，绝对要遵循的国家方针。在战争时期中膨胀的军政组织促进了这种官僚式的管理；加上通讯手段的进步，使得大官们在技术上可以毫无限制地介入军事作战。关于这方面，依照某位现场司令宫的说法是：「由于从韩战到越战的这段期间，通讯线路的效率大幅改善，因此位于指挥系统的所有人都开始认为，必须要巨细靡遗地掌握自己所管理的部队才行。结果随着更多的情报被传达过去，上头也要求缴出更加详细的情报。最上层的司令官觉得自己就像是坐在驾驶舱，或者是站在步兵分队的最前方，连国防部长甚至是首相，都降级成为普通的战斗机驾驶员或是步枪兵。」并且导致了倒因为果的事态：「实时的情报使得他们的管理意欲增强，促使司令部扩增人员的理由正当化。人数增加的幕僚为了做出更细微的分析而要求新的报告，而为了做出能让上层满意的报告，就需要追加更多的情报，然后情报收集作战就这么成立了。」
名为「限定在文人统治下的战争」这种「民主的」从政者所抱持的理想——或许这也包含在冷战构造下，希望避免中国或苏联介入的现实要求——虽然也理所当然地会造成过度统治的结果，导致文官变成（不上战场的）军人，因此经常无法达成预期的政治目标。对于军方「为了避免战争长期化必须扩大介入规模」这种矛盾的要求予以承认，到最后终于出现破绽，使得战争本身的主导权就这么急速地丧失掉了。
国民与军方的关系就无须多说了。
对于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武装市民」的国家人民而言，反军意识是一种他们必须抱持的传统。
在从政者与民众之间签下充满欺瞒与伪善的契约，而且也不信任军方的情形下，他们指导着政治的最终手段——也就是「战争」开始进行时，就各种意义而言，这个国家都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