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自己的爸爸住在这里，他们却跑去别处住，每天再来隔壁的超商上班，实在很无情啊！但是当时我如果要求同居，他们铁定就不继承店面了，所以我也无计可施。说来丢脸，最后公寓也是放我一个人管理。感叹着、感叹着，转眼间就过了五年啦！真是的，结果我现在连要见孙子一面都很难。就是因为筹到了那些资金，反而加深了家人的隔阂。”
这里也有一个——我不禁想道。就自己的主观上是爱子至深，实际上（即使没有自觉）却是一味想独裁支配孩子的父母。
当然，种田先生人并不坏；岂只不坏，他是个很好的人。他认为他做的决定都是为了孩子好。
然而，这正是一切的元凶。正因为他是好人，这个问题才更显得悲剧化。
种田老先生希望儿子继承家业，无疑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及期望，却又显现出“全是为了孩子好”的自我欺瞒。继承家业能成就孩子的将来与幸福——这种强迫推销的价值观潜藏于水面之下。
当然，这并非“坏事”，不该是“坏事”。做父母的期望孩子过得比自己更幸福，怎么会是“坏事”呢？
然而，它就是“坏事”。即使是以亲情形式呈现，只要其中具有独裁支配性质，对孩子而言便是束缚，便是妨碍孩子自立的“坏事”。孩子为了保护自我，只能反抗父母。成长过程中包含着俗称反抗期的概念，不是没有道理的。倘若真的爱孩子，就该认清现实；但这种“爱”往往便是阻碍父母认清现实的元凶。像这样的悲剧，普天之下能有第二出吗？
种田老先生勉强逃过了这出“悲剧”；他虽然满口怨言，却承认了孩子的独立。只不过，他似乎不认为自己“逃过了悲剧”，只当成一个不孝子忤逆老父的典型“故事”看待。如此这般，“悲剧”的火种便继续保存下去。
“那您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对，我的老伴早就过世了，所以家事全由我一个人包办。唉！人老了，一天就变得特别长，忙着杂事才不会想东想西，日子也比较好过——怎么越扯越远啦！我本来没打算发这些牢骚的，不好意思啊！”
“不，不会。对了，今天我来拜访，是为了向您打听之前提过的鸟越家。”
“鸟越家？什么事？”
“您说五年前久作过世后，他的父母便离婚了；我想拜访其中一方——”
“丈夫去了哪里我不清楚，听说搬到很远的地方去，音信全无了。不过女儿嘛——壹子的女儿和见我倒是知道，因为她现在仍然独自住在娘家。”
“独自？这么说，她没有再婚？”
“好像没有。还不到五十岁，真可惜——不，不能说真可惜，现在这个年头，这么说会有歧视女性的嫌疑，是吧？我不太清楚，总之她好像是单身。我偶尔会在路上遇到她，也没听她提过她有了新家人。唉！儿子发生了那种事，她大概不敢再成家了吧！”
“我能见见她吗？”
“我想可以，她现在应该在家。”
“她没工作？”
“她以前是去文化教室教课，现在在自己家里开了教室招生。”
“那她现在正在上课吗？呃，教电子琴？”
“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上课，打电话问问她有没有空好了。”
“能请您代为询问吗？真的很不好意思。”
“什么话，小事一桩。你等一下。”
种田老小生爽朗地起身，替我们打了电话；幸好，对方似乎在家，可以听见他快活的说话声——有两个学生来这里，说想见你一面。
“——她说傍晚可以过去。”
种田老先生带着亲切的笑容走了回来。
“不过她说她有很多事得忙，希望你们在四点到五点之间过去。”
现在还不到下午三点，时间很充裕。正当我如此想着，高千开口了。
“那么，在拜访鸟越家之前，能再请教一个问题吗？”
“可以，尽管问。”
“您曾说过五年前久作过世那一阵子，壹子女士卧病不起，对吧？”
“嗯，是啊！”
“您又说她后来治好了，是吗？”
“好像有说过。”
“这代表她卧病不起有个具体的原因，而那个原因根治了？”
“嗯，对，她是受伤。”
“受伤？”
“好像是从她家的楼梯上摔下来。具体的症状我不知道，我猜应该是因为听见久作自杀，打击太大，脚步没站稳吧！”
“抱歉，这部分我想更加了解一下。”
“咦？哪部分？”
“壹子女士从楼梯上摔落，是在久作过世之后的事吗？”
“是在久作死后……咦？”
他盘起手臂思索。
“我一直以为是，但被你这么一问，可就不确定啦！不过确实是那一阵子没错。”
“对不起，这件事很重要，请您一定要想起来。”
高千这么执拗地要求别人回答，还是我头一次见到。种田老先生虽然没义务回答，但渴望帮她的心意似乎占了上风，只见他拼命地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