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便一贫如洗，能干活糊口者还算得上幸运。
维新后，某些阶层不仅失去了身分，甚至还失去了维生的手段。
这些阶层，即为最高位的武士，以及较最低位还更卑微的——贱民。
武士与贱民两种身分，本身即为职业。
武士们倒还好。即便已非支配阶层，但武士们至少还有些许积蓄，并能识字书写，亦有宅邸可居住。再者，这阶层还比任何人都懂得卖弄身段耀武扬威。
被统称为贱民者，可就办不到了。
这等人才真是一无所有。
在前幕府时代，这类人的生计尚不及维新后严峻。虽为身分制度所摒弃，但这些人至少还持有正规身分之外的身分，诸如长吏非人（注：长吏为江户时代管辖贱民之首长。非人则为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所界定的阶级之一，为最下层之贱民，依法不得从事生产性的工作，属非人头管辖。通常从事监狱、刑场之杂务，或低等民俗技艺等等）、乞胸猿饲（注：乞胸为在民家门前或寺内、广场等地借表演乞讨的杂耍艺人，猿饲则是以训练猿猴，并携其赴各地巡回表演来糊口之街头艺人）等。在幕府时代，这些也堪称身分——同时亦是这等人的职业。
但维新后，这类人连原本的身分也遭剥夺。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取得了户籍。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就被授与了财产与差事。别说是授与，甚至是遭到了剥夺。分配给这等人的差事，几乎可说是任何人都干得来的。
神佛分家、废佛毁释（注：明治维新后，日本强力鼓吹神道，并颁布神佛分离令，间接引发了排挤及破坏佛教的风潮）等政策，更是助长了这股风潮。就连诸如山伏修行者等宗教人物，也完全给断了生计。
乞丐、愿人坊主（注：江户时代剃发素服，挨户行乞之伪僧。常徘徊市井，于自行许愿、诉愿后，开始向人乞讨钱米）、与鸟追（注：常见于江户之艺人，又名女太夫。多为非人之妻女出身，于年节期间施胭脂着华服，头戴编笠，至店家或民宅门口弹奏三味线吟唱乞讨），亦悉数成了一无所有的失业者。
除此之外——
虽已无职，但户籍仍在。既有户籍，便须缴纳税金。即便遇上的是穷人，税吏讨起税来依然是毫不宽待。总之，这刚推行的新制度其实颇为扭曲，个中藏有众多瑕疵。
自此，这些人的生计变得益形困顿，成为平民后，贱民阶层一口气成了一无所有的贫民，日子反而过得更不自由。除了极少数，这些人不得不迁入各种凶险之处，被迫在较原本更为恶劣的居处与条件下并肩讨生计。
茂助似乎毫无歧见，不，甚至可说是积极地雇用了这类人等。
至于茂助的本意究竟是不忍见这些人饱受饥寒折磨的慈悲、亦或出于以更低廉的酬劳雇人的盘算，则不得而知。
不怀好意的乡亲们，似乎泰半认为理由为后者。但即便如此，受雇者对茂助仍是满怀感激。即便饱受抨击诽谤，至少茂助似乎没有任何从事不正当买卖之实。
即便如此惹人嫉妒，蒲生茂助似乎不是个招人怨恨的人物。
该年冬季。
茂助之女遭到神隐（注：指人突然失踪之现象。古人认为人毫无前兆，突然于山中、林中、或城镇内失踪，乃神或妖怪所为）。
事发时，阿稻年方十八。
当时，茂助除农业与制粉业，经营范围还扩及酱油酿造，正打算大肆振兴事业。
隔邻的中野村已有人着手从事味噌酱油的酿造事业。有鉴于此，茂助起了同当地酱油业者攀亲家的念头。
女儿已到了适合成婚的年纪。
碰巧，在北国又觅得了合适的对象，双方亲事谈得十分顺利。当然，就事业合作的谈判也是大有进展。
正值此时——
事发前不久。
茂助周遭起了一阵骚动。
似乎是手下的碾粉工人间起了摩擦。
由于茂助不以姓氏出身，而是以人品作为雇用的基准，并应工作份量支付薪酬。因此手下雇员中，既有来自山区、亦有来自城镇、甚至不乏来自他国者。如此一来，即便茂助本人并不抱持任何歧见，雇员之间仍不时要起龃龉。
这起摩擦起因不详。
起初不过是双方持续产生言语冲突，后来某方按耐不住而出手，局势随即越演越烈。如此一来，原本不相干的局外人也纷纷开始介入，随着助势的人越来越多，局面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剧烈争执。
此时，正值银座的炼瓦街（注：一八七二年银座大火后，于原地以防火之砖瓦搭建的街道。后毁于一九二三年之关东大地震）落成时。
这场争端虽曾一度平息，但双方怒火并未熄尽，事后依然是争执不休。随规模一再扩大，最后终于演变成连当地的地痞流氓都纷纷加入的大暴动。
对此事最感困扰的，莫过于茂助本人。
手下雇员停工，乡里抱怨连连。茂助虽曾极力劝阻，以防事态惊动官府，但任何努力均于事无补。
到头来，只得由警保寮（注：明治初期之警察制度中，隶属于司法省，职司掌管全国警察的单位，相当于今日日本的国家警察地方本部）派出捕亡方（注：即捕吏），方得以敉平暴动。
或许是贱民废止令接连引起暴动或起义，当局对此等事件丝毫不敢大意。
最后，共有五人负伤，八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