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地鼠似地镇日关在房间里工作，真的会渐渐变得怨天尤人。
这种心情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所有的出租漫画家都是如此。用低廉的稿费被当成牛马使唤，即使怨恨出版社，但看到出版社本身也苦哈哈，便会开始怨恨起社会、政治这些暧昧而模糊的对象来了。
我在出版社碰到一个叫熊田幸守的出租漫画家同事，他邀我说：
「咱们去荞麦面店坐坐吧。」
熊田先生一向秉持荞麦面店比咖啡厅划算的论调。他总是边吃蔷麦面，边放声诅咒：
「刚才那家出版社算什么嘛！」
到这里都还好，但最后他的谩骂甚至会波及到总理大臣。有时激动起来，还会忍不住弄倒杯子，或挥起拳头，甚至搞得荞麦面店老板以为我们在吵架，跑来制止。
出版社也是，虽然名为出版社，实际上也只是间个人小公司。像那间兔月书房，怎么看都不是能叫做出版社的地方。
如此一来，稿酬的支付自然也渐渐变成常态性拖延了。漫画家如果不设法协助出版社，就领不到积欠的稿费，所以只好不断画新作品。然而，新作品的稿费又被积欠……就像这样恶性循环，最后，漫画家就变得宛如那家出版社的专属作家一样。
兔月书房的老板似乎觉得这样的恶性循环是「良性循环」，像政治家似地呼喊「共存共荣」，但共存也就罢了，实在称不上共荣，应该叫做共存「共贫」才对。
在这时的出租漫画界，受欢迎的作家有斋藤隆夫（さいとうたかを）、辰巳嘉裕（辰巳ヨシヒロ）、佐藤雅旦（佐藤まさあき）这些自组「剧画工房」的漫画家，他们出版的《摩天楼》短篇集很受欢迎。
兔月书房的老板也模仿这种形式，要每个漫画家负责编辑一个主题的短篇集，以该名漫画家的作品为中心，并加入一些新人作品，改采这样的出版战略。
我负责《少年战记》的短篇集，这个主题的销售成绩还不错。
可是，被要求负责《部长刑警》这个侦探短篇集的中年漫画家成绩不佳，好像就没法顺利领到钱。
离开兔月书房时，他闷不吭声地尾随在我身后。
「怎么了吗？」
「我回不了家。」
「为什么？」
「欠了一屁股债，如果不拿钱回家，老婆不会让我进门。」
他断断续续地低诉道。
我觉得感同身受，便跟他一起回去出版社，经过多番协商，还当他的保证人什么的，终于设法让他回得了家。
虽然我也像这样帮助过别人，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自救。
我烦恼了很久，做出一个结论——令我生活如此窘迫的元凶之一，似乎在于房租。这房租就像蛔虫，吸走了我生活中的菁华，让我变得像是为了「养房租」而活一样。
正好那时，我听到留在关西的哥哥嫂嫂要卖掉房子上东京来的消息。他们用卖房子的钱当头期款，四处寻找负担得起的便宜房子，最后找到的，就是当时还全是一片农田、位在调布现在的家。
那是两间连栋的小房子，售价七十万圆。房价跟已经开发成住宅用地的现在相比，便宜到不行，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仍是一大笔钱。付完头期款后就是每个月的贷款，可是这跟房租不一样，不是被无止尽地吸走，只要过几年，就不必再付半毛钱了。
这计划是很不错，但这次我碰上《少年战记》销路逐渐下滑的困境。即使带原稿去，出版社也完全不肯付稿费。
「我们也没半点钱啊。」
出版社如此说明。我露出不相信的表情，他们便打开保险柜给我看，里面只有五圆。当时就连电车钱起码也要十圆，抢走这五圆也没啥用处。而我一如往常，只带了去程的交通费。
我从水道桥勉强走到了新宿，但要从新宿走回去调布，实在太遥远了。我逼不得已，找上新宿车站前的派出所说：
「其实，我掉了钱包……」
原本笑着迎接我的派出所警员，顿时摆出一脸凶相：
「你要多少！」
「哦，五十圆就够了……」
「五十圆是吗？你一定会还吧？」
「嗯，一定会还。」
警员从里面拿来一本笔记本，叫我在上面写下姓名住址。翻开一看，上面写满了姓名住址和金额。
「一定要还啊！」
「是！」
我行了个最敬礼，借了钱，坐上电车时，松了一口气。
当时的出租漫画时代的业余投稿作家，有很多后来成了职业漫画家；其中投稿我编辑的《少年战记》的森田拳次，是个脸上老挂着怪笑、看起来很健康的高中生。后来他因为《完全不行郎》（丸出だめ夫）、《珍豪乱搞兵卫》（珍豪ムチャ兵卫）而出名。
还有，在这个业界，也有些人是过去待在杂志漫画的华丽世界，后来却潦倒而沦落到出租漫画界来。透过兔月书房介绍，在我家二楼工作的桥本善春（桥本よかはる）老师也是其中之一。善春老师不傀是以前在台面上活跃过的人物，画技和故事都有一定的水准。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到中年，马力不足，一天只能勉强画出两、三页。如果是以前的杂志，这样或许就完全足以餬口了，但在出租漫画界的地狱里，这样是混不下去的。
因为战记类作品开始走下坡，我建议出版社让我改走鬼怪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