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都是善良纯朴的人。可善良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正因他们如此善良，柏木卓也才会在进入学校这一“体制”前，就在名为家庭的“体制”内为所欲为。
而最大的牺牲者，就是眼前这位垂着脑袋、异常投入地诉说着的哥哥。仔细想来，兄弟姐妹间的亲情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体制，是包含在家庭体制内的独立小社会，卓也一直在其中肆意胡闹。而既继承了双亲善良之心，又是个普通人的哥哥宏之，根本无法与卓也的破坏力抗衡，因而备受打击与煎熬。
他唯一聪明的地方在于，察觉到自己的弱势后，他主动逃走了。
说不定正是哥哥的退出使卓也感到十分懊恼，才决定用上极端手段。卓也原本想把哥哥当作牺牲品，将他的人生彻底摧毁，在进入社会这一更大的“体制”前，进一步锤炼自己的破坏力。谁知，他竟然逃走了。
我要用自杀给哥哥最后一击。将我的死归咎于哥哥，就能为他打上终生不会消失的烙印。
听柏木功子说，卓也会写日记，却一页都没有留下。在惠美子看来，这也是卓也的恶毒心计的一部分。如果这些记录得以保留，那么被怀疑负有责任的人们就能借此找到抗辩的托辞。倘若仅留有种种引人猜测的疑点，而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物，人们便只能没头没脑地胡乱猜想，陷入极度烦恼的无尽深渊。
眼前的宏之，不就提出过“想了解卓也”的请求吗？他在敞开心扉、吐露苦衷的同时，仍会深陷于痛苦的自责之中。
惠美子决定耐心倾听，让宏之倒光肚子里所有的苦水，再来好好安慰他：你什么都没做错，你没有任何罪过，你弟弟身上发生的一切确实很不幸、很悲惨，但都不是因你而造成的。
在关注宏之的同时，惠美子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早已义愤填膺。
学生时代的森内惠美子一直是个优等生，对学校这个小社会具有非凡的适应力。这种适应力绝非与生俱来，优等生的形象也不是在无所用心的状态下自然形成的。她一直非常努力，动过不少脑筋，青春期的烦恼也要比别人多得多。对惠美子而言，青春期仿佛还在昨天，每个细节都是如此鲜明，并不是什么蒙着甜美薄雾的美好回忆。
学校就是社会，只有积极融入、主动适应的人才能生存，对那些放弃努力的孩子，绝没有包容的义务。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实，可很多学生和家长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惠美子和她的父母早早地认清了这一本质，这令她颇以为傲。
惠美子认为，在这一方面，柏木卓也与大出俊次的不良团伙在本质上是同类。他们在给社会增添负担的同时，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张扬个性、追求自由。
对这种人哪里还有教育的必要？为什么不干脆放弃他们？
如今的教育最缺失的，不就是这种基于现实的认知吗？
所以惠美子选择了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献身追求的人生道路。
既然学校是社会，就一定有不合理之处，既会有功能不全的地方，也会有运转不灵的时候。然而，如果教育工作者因此放弃改变现状的努力，这个国家也就完了。
教育工作是美好的，因为可以得到美好的结果，但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美好。
即使是津崎校长和高木主任，以他们的本意而言，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经过漫长年月的压抑，他们早就无法区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本意了。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这样。
当然，惠美子是个按常理思考的人，不会直截了当地挑明这一切。阐明事实便意味着“过激”，不如缄口不言。这就是所谓的“正确”，一种完全浸染整个社会的虚伪顽疾。
行啊，我懂。那就好好制定战略，迎接挑战吧？
惠美子是勇往直前的。她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充满了理想。优等生就该是这样。
如果她毫不隐晦地向津崎校长和高木主任倾诉本意，也许会受到强烈的反驳吧。
我的意志得不到认同。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倾诉的必要了。你是正确的，可正确不能代表一切――这样的意见传不进惠美子的耳朵。在她看来，正是这种虚伪扭曲了学校的本质。
眼下，惠美子正以慈母般的眼神注视着柏木宏之。她在耐心地等待，等待一个可以用温暖的话语安抚他的时刻。惠美子想对他说：你的痛苦结束了，你已经自由了，你不必自责，那不是你的责任。
柏木卓也之死还未了结。如果按惠美子的认知，将他的死视作一种挑战，那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惠美子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