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差不多有俩个朋友，我来帮你问问。”
必须翻手机电话簿确认后才能想起来的人不能称之为朋友，还有，朋友是不能用“差不多”来衡量的。但是，凭我这两年多来的经验，我知道这种事情就算是她弄错了，我也不能说出来。她们有她们的世界，那里有那里的理论和规范。
“随便哪个都行，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我想直接跟她见面，问她些话。”
美佳用疑惑的表情抬头看着我。
“是一些棘手的话题。”
“棘手的话题？”
“我会记着你的好的。”
“就这些？”
“我请你吃饭，还有饭后甜点。”
“这还差不多。”美佳说完站了起来。她刚站起来，手里拿的手机就响了。“今天夜里之前搞定。”
美佳都说道这个分上了，我索性就相信她会在今夜之前谈妥吧。在家住东京近郊的部分中学生中，美佳近乎成了一种传说。据说有人在高价出售美佳的手机号码，而且这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有困难时，找她就行了。
美佳的人脉在与自己意志无关的情况下不断扩大，好像她也乐此不疲。她给没钱的孩子介绍既安全又收入不菲的零工；给离家出走的孩子安排适当的住宿地点；当两伙人起冲突时，她便派出能够居中调停的人。一起纠纷解决带来了新的人脉，而这种人脉又可以用于其他纠纷的解决中。美佳本身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作为值得信赖的纠纷解决人，美佳只是拿着不断响起的手机，往来穿梭于各条街道之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从事这份工作，恐怕她本人也不明白吧。对于初二学生的这种生活方式，有的成年人皱皱眉头指责说“是不健康的”，也有的成年人笑着说“这种生活不是挺奔放的嘛……”我对这两种说法都不认同。只是，每当我在教室里看到美佳那张恬静的睡脸时，我便会觉得心痛。
“有消息会通知你。”
丢下这句话之后，美佳边讲电话边朝教室走去。
在最近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的私塾中，亲和学院有着特殊的地位。那些喜欢说三道四的人好像把这里叫做“最终处理厂”——那些连专门接收退学学生的私塾都适应不了的孩子们都云集在此，如果他们在这里还掉队的话，那他们将从社会上彻底无处容身的“最终处理厂”。
我在这里干什么呢？
有时候我会这样想。
“想方设法为他们做点事情……”
工藤先生如是说。也许这也是真的吧，也许工藤先生真的希望设法为他们做点什么吧。熊谷也是，酒井君、间宫太太、当然还有渡校长，他们都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呢？
——那些人是掉队的！
当然，他们之所以会变成这样，自然有他们的理由。或者在学校收到欺负，或者父母不和，或者自己跟父母不和，或者因为说不清的排挤或被排挤感，或者因为对社会的不协调感，或者无论如何都提不起精神来。
但是，我欠缺想方设法帮他们做些什么的热情。我甚至想过，他们这些人不也是想着自己无论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吗？对我而言，这只是一份时薪九百日元而且不需要交通费的临时工作，我就算不做这份特殊工作也无所谓。只要有一份从我租住的公寓上班比较方便，薪金可以支持我最低限度生活的工作，无论干什么都可以。
刚开始打工没多久时，我曾如实跟渡校长讲过我没有长期坚持的自信。
“可是你不会放弃的，恋爱不也就是这么回事吗？”
眼看就要四十的渡校长，说到恋爱时爽朗地笑了起来。
渡校长几乎不化妆，头发随意扎在脑后，全然没有女人味，甚至没有母性的感觉。她看上去给人一种顽固的感觉，死活就是不让大家从她身上瞧出那种母性的存在。
“恋爱？”我说道：“我想或许我不会谈恋爱的。”
“你绝对会。”渡校长断言：“你对这份工作很满意，而且这份工作很适合你。”
当真如此？
我环视教室，怔怔寻思。
理论上可以容纳四十人的教室里，坐着二十二个初中生，他们彼此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没有人站在讲台上威风凛凛地讲课，他们基本都是自习。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学什么各自随意地看着自己随便选定的教材进行学习。有的学生边翻词典边读英文原版的推理小说；有的学生在阅读岩波文库[6] 的哲学书；有的学生边看乐谱，边用耳麦听硬摇滚乐。这些都还算是好的了。有的学生一直在做填字游戏；还有的学生一直手持握力器在锻炼握力；大部分学生则趴在桌子上睡觉。
渡校长评价到：“这就是连带感。”
“首先，你来到了学园。然后你来到了教室，看到跟你一样坐在那里的学生，你自然就会有连带感。我觉得你希望以这种连带感为起点，重筑于社会的关系。”
我不知道渡校长对这番言论自信到何种程度。有时候，她的自信可以当做固执的信念来听。以我看来，他们之间根本不会有连带感。尽管他们拥有同样的时间和空间，相互之间却完全独立。哪怕是午休时，他们都没有对话。放学后几乎没有谁结伴回家。但是，他们每天都来上学，基本不缺课。我曾就此询问美佳。
“完全看不出来你们会愿意来上课，但你们为什么到这来来呢？”
“就我来说，”美佳说：“这样可以让父母放心。我不想让父母担心，所以才来到这来。如果他们因此不再担忧我，那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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