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要出息了？”
“这还不知道。”他笑了，“因为我希望去海外工作，现在希望实现了，如此而已。”
“是吗，恭喜了。”
“谢谢。”
我们都垂下脑袋，双方都期待对方先开口，气氛变得有些不自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告诉我这事儿，而他好像也在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告诉我这事儿。我又重新点上一支烟。食堂里的学生们都开始站起来了，动身去上第四节课。最后还是我先开口：
“真的恭喜你了。”
我边吐出一口烟边说。
“在外多保重。”
他好像松了口气似地抬起头来：“谢谢，我会的。”
香烟的烟雾在我们两人之间飘荡着，这飘荡的烟雾最能象征现在我们两人的关系。他想着要去美国去非洲，我想着去研究生院去养老院，我们抱着各不相同的问题，难以苦乐与共。
“不好意思，下面还有教授的一堂讨论课。”我叼着香烟站起身。
“我得去帮忙，要让那些糊里糊涂的二年级学生和傻模傻样的三年级学生分组讨论。那位教授，实在是懒得什么都不想干，这些事儿全成了他的研究生的工作了。”
“啊，是吗。”
他得救了似地站了起来。我和他出了食堂，便一左一右分手作别。我朝教授的研究室走去，这才想起道别时竟然连手都没和他握一下。这以后我们恐怕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吧，然而我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感慨。我为自己而感到有些情绪低落。
我快步穿过校园中心，在那幢八层楼的白色建筑的门前，我掐掉了叼在嘴里的烟，刚才和他在一起时那么沉重的睡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研究楼，大家都这样称呼这座白色建筑。在这幢楼里，教授和副教授们都有一问自己的单独研究室。哪间屋子分配给哪位教授，这是校长的权利。据说，每当学校换了新校长的时候，教授们便要跟着换研究室，所以谁和现任校长是一派的，谁曾经支持败下阵去的校长候选人，只要看研究楼的配置就能一目了然。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我的指导教授可算是相当有一手的，因为尽管校长都换了两届了，但他却始终坚守在研究楼最高层、景色最佳的那个房间。也许是因为他了解大学根干部分的弱点吧。
我走进大楼最上层的这间研究室，教授腆着肚子伸着腿，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嘴巴张得像个大洞似的，喉咙口好像塞了口痰，呼噜呼噜地打着呼。尽管如此，这可是一位在刑法领域相当著名的人物。我心里暗想，日本的司法界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毫不客气地伸手拍了拍那颗头发花白的脑袋，呼噜声停止了，教授抹了一下从嘴里流出来的口水，抗议似地抬头看着我：“咿呀，真疼。”
“抱歉。你睡得神情那么安稳，我担心你是不是死了。”
“你总是那么刻薄。”
教授咕哝着，缓慢地转动着脑袋，像是在做什么准备活动。
“这样你可嫁不出去哦。”
今后还想在司法界混下去的话，那最好记住性骚扰这个词。我想这么反击，但还是懒得说出口。我从铁皮书桌上找出今天要用的讲课摘要，匆匆浏览了一遍。
正当防卫和过剩防卫，这是连学者们都争执不休的问题。让我们班的学生讨论这个课题，那就简直和让小学生们发表对尼采的看法一样愚蠢。我想象着课堂上学生们互相攻击对方的语病，重复着幼稚的争论，实在是打心眼里感到厌烦。
“那以后，那个，今天讨论课上完以后，带班里的学生去喝一杯。”
我回过头去，教授已经站了起来，两手撑在腰间，转动着上半身。
“是吗？”我说，“那又怎么样？”
“你也去，你。”
“去喝酒？”
“对。”
“和班里的学生？”
“对。”
“请您饶了我吧。”
“不行。说了去就得去。”教授像小孩撒娇似地提高嗓门叫起来。
“我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吗？”
“这不是理，而是情的问题。指导教授都已经低下头求你了。我可是很少向人低头的，连校长我都没向他低过头。”
“究竟是哪阵风把你吹的，要带学生去喝酒？”
“二年级学生里，有个叫结城君的吧？”
“结城？”我歪着头想了想。班里学生的脸我有一半都没见过，名字和脸对得上号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结城勉。那个瘦长个，挺有礼貌、脸长得像大田鼠似的男孩。”
“没印象。”
“就是那个，上讨论课的时候，总像得了便秘似的，绷着一张法利塞教徒的脸，坐在教室角落的那人。”
因便秘而烦恼，严格的犹太教徒的脸，很有礼貌，大田鼠。这实在超越了我的想象能力。
“好像是有这人吧。”我怕麻烦，便妥协了。
“那个结城，他怎么了？”
“他在班里好像没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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