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也笑吟吟地点了点头，突然皱起眉问：
“你来这儿，是听谁说的？”
“是我叫他来的。”
父亲轻声答道。和也狐疑地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我，脸上露出警戒的表情。平均分配的份额可能会从二变成三，看上去和也有些担心。
“怎么，死到临头的父亲，还不能把自己的儿子叫来吗？”
“您说什么呀，父亲这不是好好地嘛。”
“对吧，”和也说着又回头看看我。看着和也那副若无其事的德性，我感到很不舒服。就在和也在我刚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的当口，父亲用眼神催促我快离开。
“那我走了。”我向和也招呼道。
“怎么，这就要走？”
“你进来的时候我刚准备离开。”
“也不知道你现在住在哪儿，不过你也该回家看看啦。父亲病成这样……”
“我会回去看看的。”
趁着和也还没有正式开始说教，我走出了病房。和也虽然没有肉食动物的那份凶狠，但却有老牛咀嚼、反刍时的那种执拗，只要一开始说教，就会慢慢发展成牢骚、抱怨，等他回到原来的说教，提出自己的论点，常常要花一个小时，我可没有心情奉陪。
走廊里静悄悄的，我用两腿夹住写生集，把夹克套在身上。夏天马上就要到了，而在这个夏天结束的时候，父亲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这样想着，但却丝毫没有现实感。人从诞生，走向衰老，最后重归黄土，这是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而父亲眼下正在迈向他的人生的最后一章。说白了，也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我对年轻时的父亲所知甚少。也许是因为父亲自己从不愿提起，也可能是因为我从不想询问，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我对年轻时的父亲的了解，都是从母亲和哥哥们那儿听来的一些大概。
父亲很年轻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父亲从祖父那儿继承了一家负债累累的餐馆，但父亲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便以东京为中心，增设了六家店铺。父亲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对料理的好坏没有丝毫兴趣，比起高明的厨师，父亲更重视优秀的男招待、优秀的女招待们。
“来饭店吃饭的客人，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意饭菜的特色？十分之一？没有吧，肯定连这一半都没有。”
据说这是父亲的见解。
“但是，服务的好坏，任何客人都一目了然。而且不管怎么说，雇一个优秀服务生的花费，比雇一个一流的厨师要便宜得多。只要面带笑容，不断向客人鞠躬致敬就行。在这儿不需要什么态度坚定毅然决然之类的品行。不论发生了什么，客人们说了些什么，只要能傻瓜似地微笑、鞠躬，就是优质服务。在服务的时候，能这样卑躬屈膝，才算恰到好处。”
店里的招待都是按照父亲的标准招聘的。这很简单，只要对雇用的那些学生临时工们进行全面而彻底的培训、指导就行了。料理的价格既不算贵，也不便宜。就这样，饭店开始生意兴隆。
泡沫经济期间，父亲充分发挥了他那敏锐的商业嗅觉，所以在泡沫经济结束时，父亲手上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资产。而这笔巨额资产早就又成了资本，现在只消坐收利息就行了。除了餐饮业之外，父亲的公司还经营进口杂货、绿色食品、房产租赁，规模之大，恐怕连父亲自己都掌握不了公司的全貌。
我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是一个一言九鼎的大老板了，沉默寡言，刚愎自用。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对父亲的反抗，多少还掺杂着任性的成分。但父亲不能容忍我的任性。也许是我的任性有些过分了，也许是父亲没能妥善处理好，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难以修复的地步。但归根到底，这还是因为我和父亲的性格水火不容的缘故吧。一年前我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人都眼睁睁地看着我收拾行李，却没有一个人前来劝阻。母亲一半像是惊慌不安，一半又像心灰意冷，她脸上挂着苦笑，硬把少量的一些钱塞给我，说：
“你实在太像你父亲了。”我抗议地瞪了母亲一眼。
“以后你会明白的。”母亲说的“以后”，现在还没有出现。
回到住所，我给多摩音乐大学打了个询问电话，但学校的名册上只有真山澪的旧地址。我记下了那个位于横滨市中区的旧地址，然后又问那年是不是有一个叫久慈的毕业生。
“久慈？那一年的毕业生里叫久慈的，大概只有久慈蕾了。”对方好像正挖着耳朵还是鼻子，在电话里慢条斯理地回答。
“是叫久慈、久慈蕾吗？”
“啊，你不知道啊？”
对方很惋惜似地说。他滔滔不绝地介绍起钢琴家久慈氏是如何了不起，又强调当今从事古典音乐的音乐家们受到了何等冷落，其间他还屡次责备我对古典音乐是那么无知。直到我发誓在这个星期内一定聆听小泽征尔和朝比奈隆的CD之后，他才总算把久慈蕾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我放下话筒抬头看了看挂钟，时针正指向三点。我心想这个时候对方家里恐怕没人，但我还是拨了刚才那人告诉我的久慈家的电话号码。
“你好，这里是丸山家。”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她报的姓名不是久慈，这让我有些慌乱。
“请问，是久慈女士家吗？”
“呵呵，”对方轻轻笑了，“找久慈蕾有事吗？”
“是的，我是从多摩音乐大学那儿得知府上的电话号码的。”
“母亲现在去了德国，要到九月份才回来。”
到九月份还有三个月。父亲的毅力再加上先进的医疗，父亲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候，这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