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间宽敞的病房。色调统一的地板和窗帘显得非常典雅，房里摆设着大屏幕的电视机、柔软的沙发，墙上还挂着一幅藤田的石板画。那张真正应该属于病房的病床，反而像是放错了地方。
父亲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那张病床上。除了呼吸时胸部有规律的一起一伏，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父亲还活着的迹象。调节得很合适的室温，从窗户里照射进来的柔和的阳光，装点在窗台边的红花，这一切仿佛都是为了父亲所剩无几的生命而存在的。我把夹克挂在墙上，径直走到窗前，故意胡乱地推开窗子。在由医院的白色大楼三面围成的庭院里，护士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妇，一只黑猫正在树阴下打盹。宁静的六月的下午，让人忘了这儿是地处喧闹的市中心的一角。
不用回头我就能感觉到父亲醒了。但他没有吭声，我也就继续眺望着窗外。坐着轮椅的老妇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消失了，那只黑猫伸了一个懒腰也提起轻快的脚步走远了。从云缝里挤出来的日光又被低层的薄云遮拦，投射到地面的阴影正在渐渐地扩大。
“好久不见啦。”
父亲终于先打破了长长的沉默。那熟悉的低沉的声音传人我的耳朵，和以往一样，马上在我心中点燃了反感的火苗。在火苗还未熊熊燃烧之前，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过身去。
当和我目光相交，父亲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随即把视线移到窗外。
“情况不太好？”我问道。
“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就算是扯谎，也得说些‘看上去不错啊’之类的客套话吧？”父亲依然看着窗外，不高兴地回答。
“看上去还不错啊。”
父亲脸上毫无笑意。我离开窗台，在床边的椅子前坐了下来。才一年没见，父亲竟变得如此苍老，令我感到惊讶。他脸上的那些老年斑和皱纹，都是我所不熟悉的。
“你，怎么样啊？”
“啊，还行。”
“大学呢？”
话音刚落，父亲便好一阵干咳起来。我没顾他的咳嗽，咳声一停，便简单回答他的问话：
“今年春天好歹算是进了大学。一所除了历史悠久以外别无可取之处的二流学校。”
“是吗。”
父亲费劲地支起身，我好不容易才扶住了他那颤颤巍巍伸出的手。父亲动作缓慢地拿起放在毯子上的对襟毛衣，披在肩上。
“要动手术吧？”我问道。
“医生是这么说的。但事到如今再动手术，只会让身体更衰弱。没用。”
“是吗。”
绝不做徒劳无益的事，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究竟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所以才成了成功的经营者，还是在成为成功的经营者后才渐渐变成了这样的人，这我不知道。
“钱呢？够用吗？”
“我要是说不够，你给吗？”
“我要是说给，你要吗？”
我和父亲对视了一瞬间，视线马上分开了。我和父亲都笑了起来。
“我有临时工的工作，好歹能对付。”
“是吗。”父亲点了下头，又陷入了沉默。
父亲的电报是昨天寄到我租赁的旧公寓的。自那次和父亲大吵一场后我离家出走，已经有一年了。这一年来，就连母亲、哥哥们，我都没把我的住址告诉他们，更不要说父亲了。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只要他想找，哪怕我在地球的另一半，他也能找到。他就是具有那样的社会能力的人。这一年里父亲从没和我联系，那只表明他没什么事要找我。在昨天的电报里，他只说自己患了癌症已经为时不多，有要事想和我立刻见面。电报里还简明地留了医院的地址。不打电话不寄书信，而用电报这种方式，这是父亲一贯的行事风格，我看着排列着印刷字体的电报，心里只是呆呆地这么想着。
“那，”我问道，“你有事儿要和我说？”
“嗯。”父亲点了点头，像在琢磨如何开口。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病房，窗帘轻轻地飘动起来。
“是这么回事儿，”
风吹在他脸上，父亲微微眯缝起眼睛。他似乎有些犹豫。这种情形可不多见。
“其实，是有件事儿想拜托你。”
父亲踌躇了片刻，郑重其事地说道，这让我有些惊讶。我转眼向别处望去，正好看到那簇红花，有片花瓣被风吹落到地上。
“拜托，呵。”我拾起飘落在脚边的花瓣，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人之将死，是啊。”
我趁父亲不注意，用手指把花瓣揉成了一团，弹到了床底下。父亲在枕边摸索着，拿出了一本颇大的笔记本递给我，我沉默地接了过来。那是一本写生集，显得相当陈旧，原本绿色的封面已经泛黄。我转过头看看父亲，父亲催促似地抬了抬下巴。于是，我翻开了第一页。是一幅用铅笔画的素描。好像是什么地方的港口，在堆积如山的集装箱的背后，可以看到排列在港口的货船，集装箱周围还有一些正在搬运货物的男人们的身影。充满力度感的主体画面和与之相反的细腻的线条结合在一起，使整幅画给人以沉郁的感觉。
“很阴暗啊。”我随口说道。
但父亲一言不发。我接着又翻到下一页。盛开的樱花树下，一张孤零零的长椅。无论是艳丽多姿的樱花树，还是在空中飘舞的花瓣，都不过是在衬托那张孤零零的长椅的寂寞。
“这画可真别扭。”我说。
“这不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