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人生的一本书’，有这么个说法对吧，有些书能让人忘我地沉浸其中，也有些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然而想让区区一本书在所有人类身上发挥这种效果，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要让年龄、性别、国籍、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的读者有完全相同的读后感，这样一本书要怎么才能写出来呢。”
“正是因为人类写不出来，所以才让AI去写的不是吗？”
“其实故事AI已经做得很好了，它出色地回应了人类自私自利的要求，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糟糕透顶。故事AI写出来的，不过是类似于圣经的东西……冒牌圣经而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目前来说，要说哪本书才是能够把希望带给绝望的人的最好的书，圣经当然是不二之选。”
“啊……”
的确如此，就是这样。
“‘圣经计划’无耻地进行了圣经的缩小再生产，实在无聊，这和世界上其他邪教的可耻行为没什么两样。要想超越圣经，创造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创造，那就无法突破它的最前沿。”
“如果没有创造的能力就写不出故事。”
白夜大人说得没错，的确如同和夜所说，利用数据库能写出故事，但那是有局限的，只能制造出“跟已有的故事相似的另一个故事”。要想让真正崭新的故事诞生，创造的本质是必不可少的。故事需要原创性，古今亦然。
沉默。我和K时不时喝上几口咖啡，共同度过了一段无言的时光。我的视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那幅挂在墙上的小动物的画。那只用大得出奇的鼻子站立的动物应该只是虚构的动物，但它有眼睛、有耳朵、有腿。拥有创造本质的画家要是画出了什么全新的生物，想必我根本就不会把它当做是一种生物。创造就是这般伟大，就是这般畸形，并且必须如此。
“‘圣经计划’此后就冻结了，”K又说了起来。“我认定轰动世界的‘绝望小说’就是挪用‘圣经计划’技术制造出来的产物，但很难理解为什么它会有效果。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那个AI所制造出来的书，根本不能在读者身上造成‘绝望病’这样巨大的影响。”
“会不会是有人对它进行了补充呢，比如您之外的某个人？”
“应该不可能，但我有个假设，要是能够让它产生一种效果，就跟博尔赫斯对你造成的那种效果同质，也许不是不行。”
“怎么一回事？”
“不用着急，我逐一解释吧。尽管‘圣经计划’冻结了，然而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故事AI表现出了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倾向性。”
“那是……”
“仅仅一个故事，它就能从多个不同角度的侧面产生不同的研究思路。”
“能不能请您说得更通俗易懂一点？”
“你知道蒙娜丽莎吗？”
“当然知道啊。”
“有没有实际看过？”
“没有。”
“既然没有实际看过那怎么能说你知道！”
他好像突然生起气来了。
“因为课本或是电视上都有啊，看得眼睛都快瞎了……”
“既然课本上有，那是谁把蒙娜丽莎用照相机拍下来的？既然电视上有，那是谁把它用影像记录下来的？这就是故事AI能够做到的事，听明白了吗？”
“不明白。”
“因为我们不是达·芬奇，所以从原理上来说我们是不可能画出蒙娜丽莎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想象蒙娜丽莎的背影或是下半身进行创造，我们可以使用蒙娜丽莎的画像数据进行拼贴艺术创作，或是写作关于蒙娜丽莎这位女子的小说，实际上也的确有这样的艺术作品和书籍，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二次创作……被称为媒介组合或是衍生作品那一类的东西。”
“二次创作？”
突然冒出了一个现代词汇，我多少有些猝不及防。
“故事AI成为了‘小说技法’的专家。虽说小说没有规则，但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它必须展示人物角色，讲述背景，让情节融入历史性的状况之中。在场景转换的时候必须空行，必须编号，必须加入新的描写、新的说明文字……”
“与其说是约定俗成，倒不如说是大前提呢。”
“哈，大前提都来了！”
“您为什么要生气？”
“现实主义造就的传统的确生出了很多前提条件。对于一个人物，必须提供这个人物的外表特征和口头禅等信息，必须解释这个人物的过去经历，在读者看书沉浸在幻想之中的时候，作者必须把自己隐藏起来……实在太无聊了！这契约太古老了！”
K拍了一下桌子，我那杯几乎没怎么沾唇的咖啡洒出来了一点。
“那个，我求您了，请不要生气了。”
“向塞万提斯道歉！”他根本没听我说话。“《堂吉诃德》里面有客店，堂吉诃德、桑丘·潘沙、朋友、理发匠、神甫都在客店里，未婚妻陆莘达被堂费南铎抢走了的男子、被堂费南铎抛弃的女子、跟陆莘达一起的堂费南铎本人，所有人都恰好在客店里相遇。你是不是觉得这太偶然了？”
“我觉得这太偶然了。”
“那是因为你深深沉浸在现实主义的古老契约当中。《堂吉诃德》成书的时候，作者还没有跟读者订立‘贴近现实’的契约，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读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也只会把它当做笑话或是段子。小说的形式是自由的，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自由却失落了。倒是也有作者反抗过啊，在捷克是卡夫卡，在你的国家是夏目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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