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地迟到，一如既往地抱怨男朋友，我一如既往地帮腔打发时间。随后店里一如既往地变忙，再变闲。
田端是工作上的老手，和她一起很轻松。今天本该轮到田中，但他从这周起开始无故缺勤，由田端小姐代班。新人以这种方式旷工，意味着再也不会来了。店里全当他不存在，继续运作。
肯定如我预料，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吧，可没想到会比我先走一步。回想起之前为了让他坚持下来而对他的种种关照，我有些失落，但也觉得理所当然。如今，他才刚离开不久，就已经没有人再谈论他了。
那天尾仓先生也出勤了，我便和他聊了聊。他说他即将被调到银座店工作，觉得这下离成为正式员工又进了一步，为此高兴不已。“挺好的”，我兴趣索然地回答。
到了晚班的时间，我换上便服，踏上回家的路。下楼从店里出来，我想到要不要回头再看最后一眼，结果还是没有这样做。和过去一样，我头也不回地走在霓虹灯下。
于是，打工的安排彻底从我的日程表上消失了，有股难以言喻的解放感。全天在被窝里喝酒、房间里放音乐、沉浸在药物之中、漫无目的地浏览网上五花八门的信息、从早到晚在ICQ上和生活中毫无关联的熟人闲聊——从明天起，我将以这种无所作为的方式虚度光阴。
当然，我仍保持着和真赤的往来。由于高中入学考试迫在眉睫，联系的频率减少了，但她一有时间就会打来电话。
无所事事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不经意间，距真赤的考试已经只剩三天了，她也终于回到了东京。
她没有回原宿的那所公寓，而是住进了位于赤坂的宾馆，在那里进行考前最后冲刺。她说家教白天黑夜都守在身边，逼迫她长时间学习。日程确实排得很紧，但也称得上细致周全，普通家庭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
当然，在此期间她不能出门，所以尽管相距不远，我们却无法见面。
“太痛苦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到达宾馆当天，她给我发了条短信。
我误以为她是对被迫埋头苦学心怀不满，在回信中教导道：你之前不愿上学，势必成绩不如别人。父母拼尽全力，竭尽所能想让女儿考试成功的苦心是十分正常的。然而她所说的痛苦似乎并不是因为学习。
由于不能打电话，我们只好用短信这种令人焦心的方式通讯。打听了才知道，她之前患了感冒，一直没有痊愈，现在完全承受不住了。
她说今天也一样，早上就发起四十度高烧。告知了父母，可他们依然不准许休息，强迫她学习。
“不要紧吗？”我问道。
“不清楚。头晕，感觉摇摇晃晃的，喝不下水，胃里空着都特别想吐。” 怎么看她描述的症状都是重病。
“什么？那岂不很危险。”
“我也觉得。”
我陷入了沉思。真赤平时就经常吃不上饭，面色青白。现在她得不到休养，也不去治疗，这样下去可能会罹患肺炎之类的病，丢掉性命。我想起了不久前刚看到的新闻，东京的一个小学生被父母泼水后置之不理，结果死掉了。唉，最近的新闻全是这种事。不对，或许只是因为我比过去更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也无需担心。她住在服务无微不至的宾馆里，和遭到监禁是两码事。
只不过回想起来，真赤的父母一直不让她正常吃饭、剥夺她的自由、逼她喝诡异的药。想起那药的令人反胃的包装和空无一物的凄凉房间，我开始坐立不安。
“能不能告诉我宾馆的具体名字？”
“为什么？”
“可以的话我想去接你。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找别的地方休息，我会帮忙的，从那里去参加考试就好。”我还想多写一些，可担心短信的字数限制。发出去后，我又急不可耐地写起下一条：
“这段时间要不要住进儿童保护中心之类的地方？对了，也可以来我家。”
回信迟迟不来。
在考试前夕提出如此唐突且强人所难的建议，她当然不会接受。确实是我脑子出问题了。这种行为难道不是拐骗未成年人吗？以这种方式介入并不妥当。
“我也想啊，但估计没戏。家长就在身边，实在逃不出来。”等了半天，发来的短信上如此写道。
读罢，我不由得叹了口气，也不清楚究竟为何而叹。不知何时，我发现自己陷入极度紧张之中，握着手机的指头都僵直了，便来回舒张以放松。
“明白了，实在撑不下去的话就联系我。”我回复道。
“谢谢你。没关系的，不用担心。等考试结束了再见！我去睡一会。”
随后，为了不让她察觉堵在我胸口的不解之结，我们互道晚安。发完信息，我一头栽进了枕中。
与真赤久违的再会比预想之中来得早。
在她考完试一个星期后，我和真赤来到原宿的麦当劳，面对面坐在二楼的小桌前。
我没有工作，她不愿上学，对我们而言星期的概念形同虚设，然而我们不慎定在了周日，店内十分拥挤。
这地方确实火爆，顾客全是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肯定有不少人趁着周末，从琦玉甚至更远的地方特意赶来。
说起原宿，那可是外地青年男女心驰神往的圣地。赫赫有名的竹下路上挤满大同小异的无聊摊位，最近他们还开始推崇叫什么“里原宿”的旮旯拐角。总之，这些人假期会来这不三不四的地方购物享乐，平时则在母亲的呵斥声中起床，赶去初中或高中上学。
所谓青春，不就该如此鲜亮璀璨吗？而对于坐在这里喝着饮料的无业游民和逃学儿童来说，青春则显得黯淡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