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的半年间，我都在埋头工作。
这段时期做出来的义忆，好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对现实厌烦了（或者说是被厌烦了）。因为对虚构的执着增加了，这么说则有点不同。因为意识到余生的开始而想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生存过的证明，这么说也不太对。契机应该是新型AD带来的记忆缺失。
如果失去记忆，创造力也会随之下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忘却对制造义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不剥夺知识只剥夺经历的新型AD，对于像我这样的类型的创作者来说是很有利的。对于那些用自己的经历来编造义忆的义忆技工士来说，这种症状是致命的，不过，对于像我这样从无中创造义忆的义忆技工士来说，经历的遗忘并无法构成什么问题。不仅如此，还可以摆开阔视野，破坏定性思维，获得客观性，释放缓存（译注：ワーキングメモリ……工作存储器……译缓存应该没错）来提高处理速度等，都是恩惠的结晶。
我想这或许就是艺术家们喜欢吸烟或饮酒的原因吧。对于以灵感为关键的职业来说，忘却是很好的武器之一。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第百行和第千行写得犹如第一行一样。成人的自由和孩子的自由可以同时兼顾。
如果个体同一性（译注：指个体对自身及自己生活目标的意识）的依据是记忆的一贯性，那么我就会日渐接近一个谁也不是的某个人。那一年的初冬，我将自己看做是与委托人与义忆之间设置的过滤装置一样的东西。它极其接近某种创作者的理想状态『灭私』与。经过锻炼而获得的灭私不同，这只不过是我这种人按照字面意思（这里的灭私直接引用了原文，与中文的灭私意思不同，『私』在日语里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说是按照字面意思「灭我」）在逐渐消亡所造成的次要现象。在那一年里，我到18岁为止的记忆消失了。留在我体内的我，还不到一成。
十六岁时成为义忆技工士后一贯在家工作的我，从十九岁的秋天开始，开始渐渐地在办公室里露面了。因为一个人呆着快要发疯了。虽然由于自命清高导致现在没有一个同事跟我搭话，但只要能切身感受到别人的存在，那就足够了。自己属于什么的感觉，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想感受一下。
我隐瞒了生病的事情。我比什么都要害怕失去工作。那样的话，我的存在意义就会渐渐消失。在这个世界就没有容身之处了。新型AD的症状，如果保持沉默就不会被发现。看着放假结束就猛烈地开始工作的我，同事们似乎只会想「是久违的放假让心情变好了吧」。
只有一次，我被邀请去酒会。那是圣诞节的前几天。我戴着耳机默默地对着电脑，感到有人背后拍了拍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个同事——二十五岁往后的女性，名字不记得了——很客气地说了些什么。虽然没有听清内容，但是从嘴巴的动作来看，似乎在问我「不好意思，可以打扰一下吗」。我摘下耳机，转身面对着她。
同事说，现在要和几个同事去喝酒，方便的话，你也来一起吧。我茫然地看着着她。是不是找错邀请对象了？我环顾四周。但是当时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她的眼睛明显地直视着我的眼睛。
说不高兴是假的。但是我反射性地答到。
「谢谢你的邀请。但是年内还有几项必须完成的工作……」
我竭尽全力露出亲切的笑容(不，那或许是自然的笑容)，拒绝了这个邀请。同事露出了有些遗憾的微笑，向我表示慰劳「请多注意身体」。
走出办公室时，她朝我轻轻地挥了挥手。当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也挥手时，她把门关上走了。
我放下刚抬起的手，拖着腮帮子靠在桌上。无意中向窗外看去，不知何时竟下起了雪。据我所知，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同事最后说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震动着鼓膜。「请注意身体」。只是这样一句话便高兴得要死，只是这样一句话便拯救了的自己真是悲哀得要死。
就跟快饿死的人类没有消化能力一样，我已经没有足够的余力去接受别人的好意了。——说不定刚才的邀请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转机。但是，假设如此，我想我可能无法活用这个机会。所以不管怎样，都是一码事。
*
想要直接见面会谈，最后的委托人如此要求到。
这绝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只靠〈履历书〉是不完全的，所以要和义忆技工士直接传达期望。这样子要求的人有很多。大多数人都深信自己最了解自己的期望。所以，他们总是会这样那样地要求。但如果义忆技工士做出来完全忠实于那个要求的义忆，能让委托人满足的却很少。他们很急躁地说，这确实反映了我的订单，但是缺少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到了这时才理解要正确把握自己的愿望，也需要掌握技术并习惯这一事实。我们在度过不顺心的人生时已经习惯了过度压抑自己的愿望，要想挽回那已沉入内心深处的愿望，就需要进行专业的打捞训练了。因此，即使委托人和义忆技工士直接对话，也得不到多少。弊大于利。
我对义忆技工士与委托人会面持否定态度，不过，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主要原因是义忆中会混有杂质。如果委托人见到我，认识了作为作者的我的话，当他们回想义忆时，就会顺带想起我。在义者的行为和言语背后，我的影子会不时地浮现出来吧。每次发生这种情况，都会加深义忆终究只是制造品的认识吧。
我不期望这样。义忆技工士应该始终贯彻作为黒子的存在。（译注：黒子，这里引用的是原文，指日本歌舞伎演出者背后的辅助员。）尽可能地控制露面和发言。就算非要在人面前露面，也不可脱离义忆所想像的人物形象。而且要尽可能的做出非现实性的举动。我们向委托人提供一种幻想，作为梦之国的引路人，绝不可以是随处可见的一般人。
遵从着这样的信条，我贯彻着不与委托人直接会面的方针。然而，四月下旬收到的一封信，却极大地动摇了这一信条。信中的文章蕴藏着让人想和笔者见面交谈的魅力。每一个单词都经过慎重挑选，以适当的顺序排列成句。尽管如此，却巧妙的隐藏了「精炼过的文章」的感觉，如果不是以写作为生的人读的话就只是一篇读起来简单，通俗易懂的文章。迄今为止我从收过许多来信，但能让我抱有如此好感的人还是头一个。
委托人虽是一位高龄的女性，但她正确理解了义忆技工士这一崭新的职业，并向这份工作表示了敬意。她的兴趣是四处打听义忆购入者的故事（她在信中写到